2019, Vol. 27
表1(Table 1)
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路径有效是党的十九大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重大战略核心问题之一。当前政府、企业和环保之间, 政企合作追求经济发展目标, 农村环境被破坏; 政府、城市和农村之间, 城市在发展型政府政策驱动下, 对农村资源汲取和污染成本的转嫁; 政府、农民和科研院校及环保组织, 表现为科研院校缺乏政府资金资助在农村环保方面无心无力、环保组织力量薄弱和农民对乡村环境漠视。由于农村环境保护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角色定位、责任承担和功能作用等方面出现错误思维, 且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不良的相互利益博弈和行为导向冲突, 更加剧了农村环境的污染, 使得农村环境的“脏、乱、差”现象始终得不到扭转, 农村环境治理失灵成为现实的常态[1]。
解决“公共池塘”资源“公地悲剧”的传统方法是彻底私有化的市场一元治理模式和完全的政府集中控制模式。国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基于公共治理理论提出多中心自主治理模式, 即在没有彻底私有化和没有完全政府集中控制下, “公共池塘”使用者彼此之间达成使用“公共池塘”的契约或规则, 并设计一系列运行机制使契约或规则加以执行[2]。作为“公共池塘”资源, 农村环境是一个复杂系统, 涉及诸多影响主体和影响因素, 目前农村环境面临“边治理、边污染”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等问题, 究其根源是缺乏农村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近年来湖南经济地理研究所李红课题组探讨了湖南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多元治理模式, 并对社区机制质量和效率及驱动因素进行研究[3-5]。同时, 相关学者也基于多元治理模式开始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农村环境治理问题, 如杜焱强等[6]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机理; 郭利京等[7]和徐志刚等[8]分别以农户秸秆处理和家禽养殖污染物处理为例, 研究农户亲环境的影响机理; 华中农业大学何可课题组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 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9]、农民对资源性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价值感知及其影响因素[10], 研究了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农民决策行为、福利响应等[11]。以上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研究大多是对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及自主治理模式中社会资本因素的探讨, 缺乏多元治理模式中环境治理失灵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将基于利益相关理论定性分析农村环境保护目前的现实困境, 从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6个层面分析出农村环境协同治理相互影响关系, 引入灰数理论, 将影响关系程度的语义变量赋予灰数区间数, 结合决策试验与实验室评估法(decision making trai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简称DEMATEL法)以泉州市为例, 识别出影响农村环境多元协同治理关键障碍因素及研究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 厘清农村环境治理行动中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主体博弈关系, 明确农村环境治理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 落实农村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为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中创设利益均衡的农村环境多元协同治理有效途径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24°22'~25°56'N, 117°34'~119°05'E), 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北承省会福州, 南接厦门特区, 东望台湾宝岛, 西毗漳州、龙岩、三明。现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个区, 晋江、石狮、南安3个县级市, 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待统一)5个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本研究基于2017年《泉州市统计年鉴》资料数据的可获得性, 对洛江、泉港、晋江、石狮、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和德化9个地区的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进行综合评价, 并对泉州市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研究。
1.2 研究方法DEMATEL方法是由美国Bastille国家实验室提出的运用图论与矩阵论原理进行系统因素分类分析的方法[12]; 灰数Grey是由邓聚龙在1982年提出的通过采用灰数区间, 可以构建更柔性和决策结果更贴近实际的决策模型[13]。当前Grey-DEMATEL法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识别[14]、电子废弃物回收制约因素研究[15]及海洋产业生态化障碍因素分析[16]等。运用Grey-DEMATEL模型识别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关键影响因素, 主要有如下6个具体步骤。
1.2.1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梳理出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引入强调了农村环境治理中多方主体的多元性, 利益相关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 通过约束主体之间非制度化利益对峙, 部分减少或消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逐步形成多主体协作的利益均衡的良性状态。本研究将从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中梳理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 注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博弈。
1.2.2 构建基于灰数系统理论的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矩阵采用各地区多方面农村实地调查法和农村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献资料研究法, 按照没有直接影响[0, 0]、有弱影响[0, 0.25]、有中等影响[0.25, 0.50]、有较强影响[0.50, 0.75]和有非常强的影响[0.75, 1.00]共5个等级将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相互关系的语义变量相应赋予灰数区间, 分析每个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 建立各地区各影响因素相互关系的灰数直接影响矩阵。
1.2.3 灰数权重确定改进专家赋予灰数区间数权重方法, 根据各地区农村环境保护现状对整体农村环境协同治理的制约程度确定其灰数矩阵权重, 各地区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越弱, 其对整体农村环境协同治理灰数矩阵制约程度越大, 地区灰数矩阵权重越重要。结合农村环境保护的现状, 从农村人口因素、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环保事业、农业发展和环境污染6个方面构建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表 1); 利用多边形全排列图示指标法[17]对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进行综合量化评价; 并根据制约程度排序, 按照不重要[0, 0.3]、稍不重要[0.3, 0.5]、重要[0.4, 0.7]、较重要[0.5, 0.9]和非常重要[0.7, 1.0]5个等级确定各地区灰数矩阵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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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泉州市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Synthesi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efficiency in Quanzhou City |
利用公式(1)-(7)对影响因素关系矩阵进行清晰化处理如下, 其中k为地区数量。
首先, 对各地区直接影响矩阵中灰数上下界进行标准化:
| $\bar \otimes \bar x_{ij}^k = (\bar \otimes x_{ij}^k - \min \bar \otimes x_{ij}^k)/\Delta _{\min }^{\max }$ | (1) |
|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 \otimes } \bar x_{ij}^k =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 \otimes } x_{ij}^k - \min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 \otimes } x_{ij}^k)/\Delta _{\min }^{\max } $ | (2) |
其中:
| $\Delta _{\min }^{\max } = \max \bar \otimes x_{ij}^k - \min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 \otimes } x_{ij}^k$ | (3) |
其次, 计算灰数标准化后的清晰值:
| $Y_{ij}^k = \frac{{\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 \otimes } \bar x_{ij}^k(1 -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 \otimes } \bar x_{ij}^k) + \bar \otimes \bar x_{ij}^k \times \bar \otimes \bar x_{ij}^k}}{{1 -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 \otimes } \bar x_{ij}^k + \bar \otimes \bar x_{ij}^k}}$ | (4) |
| $Z_{ij}^k = \mathop {\min }\limits_j \underset{\raise0.3em\hbox{$\smash{\scriptscriptstyle-}$}}{ \otimes } x_{ij}^k + Y_{ij}^k\Delta _{\min }^{\max }$ | (5) |
最后, 结合灰数矩阵权重计算最终的清晰值, 得到综合的清晰的直接影响矩阵Z。
| ${Z_{ij}} = {\bar w_1}Z_{ij}^1 + {\bar w_2}Z_{ij}^2 + \cdots + {\bar w_k}Z_{ij}^k$ | (6) |
其中:
| $\sum\limits_{i = 1}^k {{{\bar w}_i}} = 1{\bar w_i} = 1/2(w_k^L + w_k^U)$ | (7) |
利用式(8)对矩阵进行标准化, 得到标准化矩阵X。
| $X = \frac{1}{{\mathop {\max }\limits_{1 \leqslant i \leqslant n} \sum\limits_j^n {{a_{ij}}} }} \times Z $ | (8) |
利用式(9)得到综合矩阵M。
| $M = X{(I - X)^{ - 1}}$ | (9) |
矩阵M中元素按行相加为影响度R, 表示该行因素对其他所有因素的综合影响值; 矩阵M中元素按列相加为被影响度D, 表示该列因素受其他所有因素的综合影响值。
| ${R_i} = \sum\limits_{j = 1}^n {{m_{ij}}} $ | (10) |
| ${D_j} = \sum\limits_{i = 1}^n {{m_{ij}}} $ | (11) |
利用式(10)和式(11)计算各障碍因素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影响度和被影响度之和称为中心度(R+D), 表示的是该因素在体系中的位置和所起作用的大小。影响度和被影响度之差称为原因度(R-D), 反映的是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若原因度大于0, 表示该因素对其他因素的作用程度大, 称为原因因素, 若原因度小于0, 表示该因素受其他因素作用程度大, 称为结果因素。
1.2.6 绘制影响因素因果关系图根据中心度(R+D)和原因度(R-D)的值取θ=中心度均值建立笛卡尔坐标系, 标出每个影响因素在坐标系中的位置, 绘制影响因素的原因—结果四象限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泉州市各地区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综合评价和灰数权重确定通过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 综合评价出泉州市各地区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并确定灰数矩阵权重(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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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泉州市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综合评价结果及灰数权重 Table 2 Evaluation result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efficiency and grey weights in Quanzhou City |
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综合评价指数排名最佳为石狮和晋江, 两地区农业地膜覆盖面积占比虽小, 而人均肉类总产量较少, 农业发展指数均较低, 且两地区工业环境污染指数也均较低, 但人口因素、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数均最佳。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越高, 地区政府越重视加大对农村环境保护的资金技术投入, 农民的生活保障体系就更加完善, 且农民收入更有保障, 对于生活质量水平的要求也就会提高, 这也将带动村民自主维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因此, 两地区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最高, 其对整体农村环境治理制约程度最小, 地区灰数矩阵权重稍不重要。
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综合评价指数排名较高到较低依次为惠安、南安、德化、泉港和洛江。南安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小, 农业发展指数较佳; 洛江工业环境污染指数较佳。但两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数均较低, 对农村环保投入的资金技术限制较强。德化人口因素指数最小, 为农村环境保护服务不足, 但城市化率最大, 减少了农村环境负荷量, 且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高, 工业环境污染指数最佳。而泉港和惠安工业发展环境污染指数均较低, 虽然惠安农业发展中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少, 农业发展指数较高, 但综合评价指数排名第3。因此, 这些地区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较高到较低, 其对整体农村环境治理制约程度逐渐变大, 地区灰数矩阵权重由重要到较为重要。
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综合评价指数排名最低为安溪和永春。安溪城市化率最小, 人口因素为农村环保提供充足的服务, 对农村环境保护建设有促进作用, 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数最低, 农村环保资金投入有限, 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不完备, 处于山区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相对较为淡薄, 且农业发展中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较大, 农业发展指数较低。永春农业发展中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和农业地膜覆盖面积占比最高, 农业发展指数也低。因此, 两地区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最低, 其对整体农村环境治理制约程度最大, 地区灰数矩阵权重最为重要。
2.2 泉州市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梳理出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并建立指标体系, 通过语义变量赋予灰数区间数, 建立各地区各影响因素相互关系的灰数直接影响矩阵, 结合DEMATEL法应用Matlab 2017b软件进行数据集成, 计算影响指标要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的量化结果(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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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泉州市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的中心度及原因度 Table 3 Central degree and causal degre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n Quanzhou City |
1) 从影响度和受影响度来看, 首先, 忽视农村环保技术有别(C15)、重视事前环保技术研发而忽视之后的应用和改进(C16)、城市发展汲取农村资源(C7)和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C1)影响度最大, 表明这4个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大。图 1a中影响因素C15中心度结构图看出忽视农村环境保护技术有别(C15)对C1、C5、C6、C8、C17均产生重要的影响, 说明只有农村环境保护受重视了, 才会从资金、技术、人才等各方面加大农村环保投入力度, 乡村企业也将逐渐引进新的经营管理方法、先进的科研技术和设备、优秀的人才队伍, 改变粗放型为集约型的现代企业发展模式, 且通过积极发挥地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能动作用, 构建地方政府、科研院校和农村三方的知识技术共享平台, 形成农村环境保护的产学研有效机制。其次,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C1)、城市污染企业为转嫁排污成本转入偏远农村(C6)、缺乏政府、科研院校和农村三方合作的农村环保科研产业链(C17)和农村承载城市发展中一些污染转移(C8)受影响度最大, 表明这4个因素受其他因素影响程度最大。图 1b中影响因素C1中心度结构图看出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C1)最容易受C4、C7、C15、C16的影响, 地方保护主义、长期的二元城乡结构体制、城市发展建立在对农村资源的汲取、忽视农村环境保护技术有别、只重视事前环保技术研发而忽视之后的应用和改进等, 这些因素都使得力推发展性、建设性政府很少愿意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产生较少经济效益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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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泉州市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的中心度结构图 Fig. 1 Central degree structure diagra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n Quanzhou City |
2) 中心度反映的是各影响因素在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中的重要程度。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C1)、忽视农村环境保护技术有别(C15)、重视事前环保技术研发而忽视之后的应用和改进(C16)和缺乏政府、科研院校和农村三方合作的农村环保科研产业链(C17), 这几个因素的中心度数值较大。其中,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C1)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活跃、关联性最强的因素, 其他因素C4、C7、C15、C16通过影响C1而影响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图 1b), C1也对C13、C14、C15、C16、C17产生重要的影响(图 1c)。这说明地方保护主义、牺牲农村利益助推城市发展、忽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和农村有别于城市污染的治理技术研发, 导致地方政府不重视加大农村环保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而资金、人才缺口将使农村环保组织缺少支持, 发挥效用小、办事效率差, 也使得科研院校和研究机构在农村环境治理技术研发和推广农村环保设备缺少合作平台。且有别城市污染的农村环境治理技术研发, 环保技术研发后的应用和改进也将由于资金、人才缺乏难以持续, 显然C1与C15、C16互为充分必要条件关系。
3) 原因度指标有正负, 作用方向相反, 对农村环境协同治理的影响特征也不同。原因因素按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地方保护主义(C4)、农村环境监管体制上职能交叉、权责不对产生的监管不足(C2)、城市发展汲取农村资源(C7)、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农村环境监管法律法规(C3)、重视事前环保技术研发而忽视之后的应用和改进(C16)、忽视农村环境保护技术有别(C15)、农村社会资本流失(C11)、缺乏环境破坏维权意识(C12)和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知识(C10), 这些因素都是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主动因素, 应予以高度重视。因此, 首先政府需摒弃地方保护主义这最根本的障碍因素, 健全农村环保监管体制和完善农村环保法律法规, 重视农村环境治理; 其次城市发展中有义务也有责任帮助农村实现经济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目标; 最后在推动农村环境治理中, 培育农民的环境情感, 增强农民环境保护积极性, 通过精英群体示范带头作用将社会资本嵌入农村环境治理, 在提高农民农村环保参与意愿, 营造农民自觉践行亲环境的良好氛围发挥农村社会资本的正面效应。
结果因素按绝对值大小排列依次是城市污染企业为转嫁排污成本转入偏远农村(C6)、农村承载城市发展中一些污染转移(C8)、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C1)、缺乏政府科研院校和农村三方合作的乡村环保科研产业链(C17)、追求农作物产量忽视化肥农药等过量使用(C9)、乡村企业粗放型发展模式(C5)、基础薄弱和发育程度低农村环境保护效用小(C13)和资金和人员支持短缺农村环境保护效率差(C14), 这些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实施。其中, 城市污染企业为转嫁排污成本转入偏远农村(C6)、农村承载城市发展中一些污染转移(C8)本身影响度较小而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 是影响农村环境协同治理的直接障碍因素。因此, 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应严格设置环境准入标准, 禁止城市发展中污染程度大又难治理的污染型企业迁于农村, 严防城市的生活污水蔓延、生活垃圾转移至农村地区(图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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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泉州市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因果关系图 Fig. 2 Causality diagram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in Quanzhou |
4) 因果关系的四象限图指标因素分析。绘制影响因素在笛卡尔坐标系的象限分布(图 2b), 四象限图中位于第1象限中的忽视农村环境保护技术有别(C15)、重视事前环保技术研发而忽视之后的应用和改进(C16)、城市发展汲取农村资源(C7)是整个模型的驱动因素, 其中C15和C16是影响度最大的原因因素, 只有农村环境保护和对相关研发技术密切跟踪被重视, 才有相应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投入到农村环保中, 才有建立政府、科研机构和农村三方合作的乡村环保科研产业链共同愿景, 在整个体系中起到关键的驱动作用。位于第2象限中的农村环境监管体制上职能交叉、权责不对产生的监管不足(C2)、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农村环境监管法律法规(C3)、地方保护主义(C4)、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知识(C10)、农村社会资本流失(C11)和缺乏环境破坏维权意识(C12)称为支援性因素, 在模型中起到辅助影响作用, 表现在农村环保政府和农民两大行为主体上, 一是政府转变发展建设型为公共服务型职能, 坚持自治为基, 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 完善农村环保监管法律体系, 尽可能把资源、服务和管理实施放权下放到基层, 以少量资源吸纳大量社会资源投入农村环境治理中来; 二是农民应增强自身的环保知识, 提升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被破坏的维权意识, 以主人翁的角色主动承担起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位于第3象限的城市污染企业为转嫁排污成本转入偏远农村(C6)、农村承载城市发展中一些污染转移(C8)、追求农作物产量忽视化肥农药等过量使用(C9)、基础薄弱和发育程度低农村环境保护效用小(C13)和资金和人员支持短缺农村环境保护效率差(C14)称为独立性要素, 是模型中较为重要的被影响因素; 其中C6和C8是受影响度最大的结果因素, 控制城市企业生产污染转移和城市生活污染转移于农村应是改善农村环境治理困境短期内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同时积极发挥和提高农村环保组织桥梁沟通作用的效用和效率, 提升农民追求增收增产中的环境保护意识, 也有利于形成多方共同治理农村环境的良好行动机制。位于第4象限中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C1)、乡村企业粗放型发展模式(C5)和政府、科研院校和农村三方合作的农村环保科研产业链(C17)称为核心问题要素, 在模型中易受其他因素影响的重要关键要素。影响度最大的C15、C16、C7三大驱动因素都将使得政府轻视农村环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无法顺畅建立科研院校和研究机构与政府、农村三方合作的研发新型的乡村治污技术、加强农村环保设备推广和普及农民生产环保知识方面平台, 乡村本地企业改变粗放型发展模式也存在障碍, 应将这些影响大和受影响大的关键因素作为突破口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3 结论和建议基于Grey-DEMATEL方法分析泉州市农村环境治理中根本的原因因素、直接的结果因素以及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以看出:地方保护主义和城市发展汲取农村资源是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与影响度较大的忽视农村环保技术有别、重视事前环保技术研发而忽视之后的应用和改进是关键驱动因素; 城市污染企业为转嫁排污成本转入偏远农村, 和农村承载城市发展中一些污染转移是最明显的结果影响因素;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是最活跃的影响因素, 容易影响其他因素, 也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
从根本原因因素、直接结果因素和关键影响因素出发, 结合因果关系四象限图的驱动要素、支援性因素、独立性因素、核心问题要素, 提出了若干泉州市农村环境协同治理的建议和对策。
首先, 政府需摒弃地方保护主义片面追求城市发展这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石狮和晋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 长期上应控制对农村资源的汲取和环境污染转嫁, 积极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 帮助农村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这为城市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多发展空间和机会。
其次, 城市污染企业为转嫁排污成本转入偏远
农村、农村承载城市发展中一些污染转移是影响农村环境协同治理直接的障碍因素, 洛江、南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数低, 地区追逐经济发展招商引资中应严格设置环境准入标准, 惠安、泉港工业发展环境污染指数较差, 短期内应直接有效地控制城市企业生产污染转移和城市生活污染转移于农村, 改善农村环境治理困境。
最后,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有限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 是影响度和受影响度均较大的因素, 是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实施的核心因素。德化人口指数低、永春和安溪农业发展指数低, 山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数差, 需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和治理技术研发后续跟踪, 加大农村基本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积极构建政府、科研院校和农村三方合作的乡村环保科研平台, 增强环保组织机构参与力量, 积极发挥其乡村治理中的功效, 提升农民环保知识的认知水平, 引导农户减少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量, 避免农民片面追求农业增产增收的短视行为, 并鼓励农民农村环境被破坏的维权行为, 强化农民农村环保的社会责任意识, 最终实现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社会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各个利益主体者的有效衔接和共同治理, 从根源上解决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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